也正因为如此，无论近年以来所谓维护司法公正的口号叫得多么响亮，各级法院依然雷打不动地维持着自己驯服工具的政治角色。
再次，宪法法院法官选任、合议庭组成、裁判表决等相关程序的安排，也都致力于达成共识、促进国家整合。最高法院得以通过宪法解释不断反思并更新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共识。
在日本，最高法院通过宪法价值的具体化过程，不断完善相关的宪法解释程序。我国宪法监督机制长期未能发挥有效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专门负责宪法监督的机构，同时缺乏监督宪法实施的具体程序。宪法作为法律，可以由普通法院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1982年宪法颁行至今已进行了四次修改，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规范解释宪法活动，有必要通过完备的宪法解释程序，使宪法解释法治化。
在解释中，宪法法院严格依照《宪法法院法》规定的程序，谨慎地对政党问题做出判断。这样一种价值选择，带有传统的国家主义的印迹。在这一点上，丰富、具体化规制结构的概念和内涵应被视为行政法学上治理的研究内容，其也可作为分析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论述行为标准、行动者与工具间的作用关联性、替代与补充关系。
刘权：分享经济的合作监管，《财经法学》2016年第5期，第49-51页。对此，有学者指出即使要早期介入，规制措施方面可以考虑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方式，如政策指引、沟通商谈等形式来监督创新行为。有的则基于经济学与博弈论提出了许多实证性的规制新工具。实验性规制 引言 近些年来，以分享经济[1]为代表的创新普遍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克服分享型企业自我规制的不足，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合法性的考量。[27]参见注[11]，第105-129页。
特别是被规制者，会通过管理体系、行为规范、最佳实践等方式自我规制，确保合规。就政府而言，既要为科技创新、分享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又要对安全性问题作出要求和保障。（四）规制实施效果是实现互动关系的体现 对于分享经济等类似的创新实践，公众的另一个关注点在于，一旦规制设定之后，规制机关监督、制裁违法和不遵从行为的能力如何？由于如今的规制内容较为原则和宽泛，规制者或者被规制者能够合理地行使这些裁量权吗？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城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政府指导价时可以排除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如何有效控制城市人民政府权力滥用颇为重要。但是，这一机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存在相互好评，或者无意识差评等现象。
目前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创新实践受到了普遍关注，在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对政府规制产生了挑战。而实验性规制则是在一定范围内实验，同时获得一些新的数据、知识，进而重新确定规制思路的过程。二是完全创建新的规制。另一方面，要及时、充分保障消费者在接受分享经济提供服务时的安全性。
[7]参见分享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现状、问题与挑战、发展趋势，《电子政务》2016年第4期，第11页。{2} Arun Sundararajan,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2016. {3} Gary E. Marchant et al. Eds.,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Legal-Ethical Oversight: The Pacing Problem, New York: Springer,2011. {4} Daniel E. Rauch David Schleicher, Like Uber, but for Local Government Law: The Future of Local Regulation of the Sharing Economy,76 Ohio St. L. J.901(2015). 作者简介：高秦伟，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二是主张分享经济的实践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无法纳入既有的规制框架，因此主张建立新的规制。对于分享经济，公众期待其能够进一步创新，解决城市生活的种种不便。
虽然创新和规制之间关系复杂，但是互动关系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规制可能阻碍创新，原因主要在于规制对创新施加了过度的负担。对此，学者提出应建立私行政法，主张私人在自我规制时也要受到某些公益拘束，国家甚至有必要在相应的规范中将一些公法要求加以具体化，如普遍服务的要求、给付时机要求、保障利益相关者均等表述机会、意思决定过程的透明度要求等。不过，许多问题尚待探讨，如有些规制者仍以旧有的规制应对新的行为，有些规制者则因急于应对创新行为而制定了较为粗疏的规制，此时规制者均容易被新、旧的产业所俘获。[13] See Nathan Cortez,Regulat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29, No.1(2014), pp.175-228. [14]相关分析可参见董毅智：规制专车不宜扼杀创新，《法人》2015年第11期，第35-36页。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例，除应重视企业的解决方案之外（如平台的评价分级体系、社会性资本的关联机制等），在政府规制中引入基于技术的规制手段更值得推广。一般而言，实验性规制会存在一定时期，之后应展开对规制进行评估，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规制思路。
为了使规制和创新能够同步展开，除了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观察以外，有必要从善于利用自我规制、实验性地采取规制措施以及引入治理理念来提升政府规制应对创新的水准。即使是在分享经济领域，分析交通产业、医疗产业中创新和规制关系时考量的因素也不尽相同，每个产业中的内生变量各有特点，与规制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因此有所区别。
[31]从内容来看，自我规制早已有之，现在之所以强调利用自我规制，是因为在诸多的创新领域，相较于政府，私人主体更接近科技、创新前沿，对于风险认知能力更强，更能够调动诸多的知识与专家，更能够根据创新实践调适规制行为。学者指出实验主义治理涉及一个多层级架构，其四要素在一个迭代循环中相互联接。
日出条款是指某种条件具备时即展开规制，如对于无人驾驶，当其能够通过道路安全测试时就允许上路并予以规制，依据此条款可以避免规制过早而抑制创新的成熟性。一旦成功，实验性规制将会扩大适用至同类情况。
[49]关于中国规制和治理互动、存在的偏差以及改革的方向，可参见宋敏、杨慧：中国规制治理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改革模式，《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59-63页。更为重要的是其更能适应市场动态化发展的特征，远比政府规制更有效率。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分享经济是指供需双方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共享平台，将闲置资源的提供者与需求者进行匹配，形成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于是，在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主体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
[33] See George A.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4, No.3(1970), pp.488-500. [34]如滴滴公司为保障消费者的安全，相继提出五大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包括分享行程紧急求助号码保护及人像认证等安全功能，加之早前上线的车型一致的验证。[4]参见程维、柳青等：《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中国工信出版社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网络与信息技术发展不断，新颖的东西亦随时出现，对于创新者本身而言亦是充满了许多的未知数。然而长期以来，法律和规制在应对创新的变迁进程中，显得有些难以为继，有时甚至成为阻碍创新的羁絆。
[5] See Engobo Emeseh et al.,Corporations, CSR and Self-Regulation: What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erman Law Journal, Vol.11, No.2(2010), pp.230-259; Dan Awrey,Complex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Modem Financial Markets，Harvard Business Law Review, Vol.2, No.2(2012), pp.235-294. [6]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5月19日。在分享经济领域，善于利用自我规制就是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发挥技术的优势，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规制工具。
就立法技术而言，实验性规制中通常含有日出条款、日落条款和审查评估条款。[8]参见[英]亚历克斯•斯特凡尼：《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商业的未来》，郝娟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当然，为了消除规制的不确定性，有时立法者还会设定最后期限，要求规制者于此时必须作出规制。[36]基于创新，人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成为运作成功、自我规制的典范，进而不断提升经营水准，满足消费者需求。
在学习中，规制者要收集信息，校正政策目标，调整规制工具，评估政策结果。[43]参见张冬阳：专车服务——制度创新抑或违法行为？，《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第156、168页。
要给创新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不能使创新因规制而停止。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领域的分享经济实践面临着法律规范、规制的完善甚至法治思路的变革，需要深入研讨法律、规制与创新的互动性问题。
二、创新和规制的互动关系 就分享经济的创新实践而言，各国在经历了任由其发展、新旧产业冲突甚至罢工、游行、诉讼之后，进而才从观望、禁止、犹疑转向明确支持的态度。[9]同时，创新本身颇具复杂性，严重的情形是引发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更可能导致对消费者保护产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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